好久之前读的，这里把读书笔记整理出来，方便日后回顾。  

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

苦难使人睁开眼睛。

这部《鼠疫》，通常论来，是象征小说，哲理小说。

对有些人来说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；但对有些人来说，这不过是从一个虚无到另一个虚无。所以要找能和自己聊得来的人。

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，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，都同样合情合理。

第一部

在我们这座小城里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，处于同样状态，既狂热又驰心旁骛。也就是说，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，又得尽量习以为常。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，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。

他们对经商兴趣尤为浓厚，照他们自己的说法，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，自不待言，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，他们爱女人、爱看电影、爱泡海水澡。不过，他们却十分理智，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，而一星期的其他日子，就力求多多赚钱。

想必有人会说，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所特有的，总体来说，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。

奥兰则相反，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，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。因此，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。男人和女人，要么在所谓的做爱的行为中，快速地相互餍足，要么在婚约中长相厮守。这两种极端之间，往往找不到折中。这也算不上独特。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一样，大家都没有时间，缺少思考，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。

门房之死，可以说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征象重重的时期的终结，同时标志着另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时期的开始：前期的惊异逐渐转化为惊慌失措了。我们的同胞，从此心知肚明了，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的小城会成特定之地：老鼠纷纷出洞死在阳光之下，门房一个个死于怪病。

最后，塔鲁似乎终于迷上了这座城市的商业特色：市容，忙碌，甚至娱乐，仿佛都取决于生意的需要。这种独特性（这是笔记上的用语）赢得了塔鲁的称许，他的一句赞语甚至以感叹句结尾：“终于开了眼！”

问题：怎样才能避免浪费时间呢？答案：在时间的长河中体验。方法：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，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；星期天在自家阳台上待上一下午；听一场讲自己不懂的语言的讲座；选择路程最长、最不便利的线路乘火车旅行，在车厢里当然还得站着；在剧院的售票处前排队却不买票，等等。

的确，天灾人祸是常见之事，不过，当灾难临头之际，世人还很难相信。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，不下于频仍的战争。然而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，总是出乎人的意料，猝不及防。里厄大夫跟我们的同胞一样，也是猝不及防。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不决。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。

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，人们总是这么说：“这仗打不久，这么打也太愚蠢了。”毫无疑问，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，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。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，那么就会发觉，原来愚蠢是常态。

听之任之，又不该如此。几个病例，尚不至于构成一场瘟疫，只要采取措施就可以了。一定得把握住已知的症状。

这段心理活动很有意思。

然而，这种令人眩晕的景象，一碰到理性就破灭了。不错，“鼠疫”这个词已经说出口了，不错，就在此刻，瘟疫正折磨、击倒一两个牺牲品。可是，这有什么，说停就停了。眼下应当做的，就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，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，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。接下来，鼠疫就会停止流行，因为鼠疫不能单凭想象或者假想存在。如果鼠疫停止流行了，这种可能性最大，那么就万事大吉了。万一情况恶化，那也能够掌握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先控制住，然后再战而胜之。里厄大夫打开窗户，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嚣。从邻近的车间传来锯床的声响，无休止地重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。里厄抖了抖精神。确实性就在那里，在每天的劳作中。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，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，不可在这里面恋栈。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。

他知道这种感觉颇为荒谬，但他就是无法相信，在一座连普通公务员都有可称道的癖好的城市，鼠疫不可能真的蔓延开来。准确来说，他还想象不出在鼠疫猖獗的地方，这些癖好能占据什么位置，因此他判断，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之间，没有流行的前景。

“问题在于，”老卡斯泰尔突然冒出一句，“要弄清这是不是闹鼠疫。”两三位医生欢呼响应，其他医生似乎犹豫不决。省长却猛然一抖，下意识地转身望望门口，仿佛要察看一下门是否关严，没有让这句耸人听闻的话传到走廊去。

他那和善的目光又移向与会者，指出他非常清楚这是鼠疫，但是要正式确认，势必就得采取无情的措施。他深知正是有这种顾忌，他的同行们才往后退缩。因此，为使他们安心，他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。省长坐不住了，声称不管怎么说，这样论事推理总归不是好办法。

“问题并不在于了解，”里厄仍然坚持，“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，而在于确认这些措施是否必要，以防止全城半数居民丧生。余下的事情属于行政范畴，而我们的体制恰恰设置了省长这一职位，以便处理行政问题。”

到了第三天，里厄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。白纸小布告，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，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。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，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——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。

第二部

就连写信这样无足轻重的要求也遭拒绝了。一方面，这座城市也确实没有了通常的交通工具，得以同全国其余地方相联系；另一方面，又一道法令颁发了，严禁信件往来，以防瘟疫通过信件传播。开头，有几个人还算幸运，跑到城门口，恳求守门的哨兵帮忙，将信件送出城去。那也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，当时哨兵还觉得出于同情心，给人点方便是很自然的事。然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同样那些哨兵，他们确信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就再也不肯承担这种难以估计后果的责任。起初，还准许打长途电话，结果电话亭给挤爆了，而且长时间占线，一连几天就完全中断电话通信。继而严格限制，只有在所谓的紧急情况下，即有人死亡、出生和结婚时才能通长话。因此，我们就剩下电报这个唯一通信手段了。由智慧、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，现在无可奈何，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，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。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，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，或者痛苦的恋情，很快都高度概括，定期以“我好。想你。爱你”等现成用语交流。

因此，鼠疫给我们的同胞带来的头一种印象，就是流放感。叙述者确信，他在这里可以代表所有人，写下他当时的感受，因为这是他跟许多同胞的共同体验。不错，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、真真切切的这种冲动，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，或者相反，加快时间的步伐，还有记忆的这些火辣辣的利箭，这些正是流放感。

于是，燕子的飞翔、暮晚的露水，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光线，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、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，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。

最后，还要特意谈谈情侣们，这是最有意思的话题，由叙述者来讲讲，也许更为适合。情侣们还得受其他许多忧虑的折磨，必须指出其中一种便是自责。他们落到这种境况，的确能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客观态度，审视自己的情感了。在这种境况里，他们还看不出自己的缺点，这种现象恐怕少之又少。他们想要凭想象准确地勾画出暌违的情人的举止行为，却感到难以如愿，从而第一次有了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。他们不由得哀叹，自己竟然对情人的时间安排不甚了了；他们责备自己多么轻率，忽视去了解，佯装相信对一个恋人来说，心上人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所有快乐的源泉。正是从这时候起，他们才能很容易地回顾自己的爱情，并审查其中的不足。在平时，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，我们人人都懂得，没有什么爱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，然而，我们却情愿让爱情停留在平庸的状态，还或多或少心安理得。

如此一来，人人都得单独面对苍天，一天一天混日子。这种普遍的消沉，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砺人的性格，但是眼下却开始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了。譬如说，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，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。看那样子，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。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，就让他们兴高采烈，可是一碰到下雨天，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都阴云密布了。几星期之前，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，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，因为那时候，他们不是单独面对这个世界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。反之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无论伤心痛苦，还是心存希望，都没有来由了。

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，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，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。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，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，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，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。于是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。他所表达的，确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，他想要传递的形象，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。对方则相反，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、市场上叫卖的痛苦、系列化的忧伤。对方不管出于善意还是恶意，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，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。或者，至少那些忍受得了沉默的人应该如此，而其他人，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，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采纳市场的语言，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，模仿那种普通关系和社会新闻的风格，差不多就是每天新闻了。在这方面也同样，切肤之痛往往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了。唯有付出这种代价，鼠疫的囚徒们才可能博得门房的同情，或者引起他们的听众的兴趣。

然而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些流放者的焦虑不管多么痛苦，空虚的心不管多么沉重，仍可以说在鼠疫流行的初期，他们是幸运者。就在民众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，这些流放者的心思确实完全转向了他们等待的人。在全城居民遭难之际，他们却受到了爱情的自私心理的保护，即使想到鼠疫，也仅仅限于这场瘟疫有可能把他们的离别变成永诀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给瘟疫的核心地点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分心，被人视为冷静应对的态度。他们本已绝望，反倒不会惊慌失措了：他们的不幸也有益处。譬如说，他们当中如有人被疫病夺走性命，那也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完生命的历程。他在心里长时间跟一个幻影交谈，从这种谈话中抽出身来，也没有过渡，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极厚重的沉寂中。任何感受他都来不及体验了。

在他的医院里，鼠疫的胃口倍增，平均每星期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，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，难道真是抽象概念吗？固然，在灾难中，确实有抽象和不现实的成分。可是，当抽象概念开始要你命的时候，势必就得认真对付这种抽象概念了。而里厄仅仅知道，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譬如说，他负责的这所附属医院（这种医院已有三所），领导起来就不容易。

里厄就是这样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，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间沉闷的斗争，而正是这种斗争，在这个漫长的时期，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。

许多人参加了祈祷周，这并不表明奥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。譬如说，星期天上午，海水浴就同弥撒进行激烈的竞争。这同样也不表明他们受到神明启迪，突然皈依了宗教。须知一方面，既封城又封港，不可能再去海滩游泳了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的思想，正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：他们从内心深处不肯接受这种打击他们的突发事件，但同时又明显感到发生了什么变化。不过，许多人还一直抱有希望，瘟疫会很快停止，他们和家人能幸免于难。因此，他们还感觉不到必须如何如何。在他们看来，鼠疫纯粹是个不速之客，既然来了，总有一天要走的。他们害怕归害怕，但是并不绝望：时候还没有到，他们不该把鼠疫视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还没有忘记鼠疫之前他们所能过的日子。总而言之，他们还在期盼。

他们对待宗教也像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，鼠疫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，既不冷漠，也无激情，可以用“客观”一词来界定。

这时，帕纳卢神父又挺起身子，深吸一口气，调门越来越高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说今天，鼠疫降临到你们头上，就是因为反思的时刻到了。义人自不必恐惧，而恶人却理应颤抖。世界好似无比巨大的麦场，灾难如同连枷，无情地击打人类这片麦子，直到麦粒脱离麦秸。麦秸要多于麦粒，被召去的人也要多于上帝的选民，而这场灾难并不是上帝的初衷。这个世界同邪恶妥协时间太久了，这个世界依赖上天的宽容时间也太久了。只要痛悔一下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要表示痛悔，人人都觉得游刃有余。时候一到，肯定就会有悔恨的感觉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放任自流，余下的事就交由仁慈的上帝去处理了。要知道，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了。上帝那张慈悲的面孔，太久太久俯视这座城市的居民，等得厌倦了，他那永恒的希望化为失望，已经移开了目光。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光明，就这样长期陷入鼠疫的黑暗啦！”

然而，神父又开口讲话了，他说在阐明鼠疫发自天意，以及这场灾难所包含的惩罚性质之后，作为结束语，如再施展雄辩的口才，去触及如此悲惨的话题，那就太不合时宜了。

只不过，一些人听了这场布道，此前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清楚多了：他们因为一种莫名的罪过，被判处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监禁。于是，一些人就接着过他们的小日子，尽量适应这种幽禁的生活；另一些人则相反，此后他们只有一个念头，设法逃出这座监狱。一开始，大家都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措施，无论什么麻烦，只要是暂时性的，仅仅打破他们的某些习惯，他们也都会同样接受。可是，他们猛然意识到，这是一种非法监禁，囚禁在夏日开始毕剥火热的天空之下，他们隐约感到，这种禁锢威胁到了他们的整个生活，因此到了傍晚，他们随着凉爽而恢复了精力，往往就会有绝望之举。

第三部

可以说实际上，鼠疫已经席卷了一切。因此，个人命运已不复存在，唯有一段集体的历史，即鼠疫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。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骨肉分离和放逐感，以及其中包含的恐惧和反抗。

而其他街区的居民身处艰难时刻，一想到还有比他们更不自由的人，倒觉得有一种安慰了。“总有囚禁得比我们还严的人”，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当时唯一可能心存的希望。

第四部

不过，疲惫逐渐侵袭所有继续跟瘟疫进行这场斗争的人，最危险的后果并不在于漠视外界发生的事件以及别人情绪的变化，而在于自己疏忽松懈，放任自流了。

“那是自然，”塔鲁附记道，“他跟其他人一样面临威胁，但问题恰恰是，他跟其他人处境一样。此外，可以肯定，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能感染上鼠疫。他似乎就依赖这种念头生活：一个人身患重病，或者有一种深度忧虑，也就同时免除了其他所有疾病或忧虑，这种想法还真不那么愚蠢。

塔鲁耸了耸肩：“人到了我这年纪，势必讲真话。讲假话太累了。”

“大夫，”朗贝尔说道，“我不走了，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干。”塔鲁不露声色，还继续开车。里厄似乎还不能从疲惫的状态中挣扎出来。“那她呢？”他瓮声瓮气地问道。朗贝尔说他又进一步考虑了，还保持原来的看法，但是，他如果走了，就会感到愧疚。这也会妨碍他去爱留在那里的心上人。不过，里厄这时挺起了身子，声音坚定地说道，这样看问题很愚蠢，去追求幸福并不可耻。

“对，”朗贝尔说道，“不过，独自享受幸福，就可能问心有愧。”

此前，塔鲁一直缄默，这时他也没有回头看他们，但是开了口，指出如果朗贝尔愿意跟大家共患难，那他恐怕就再也没有时间眷顾幸福了。取舍之间，必须做出选择。

“问题不在这儿，”朗贝尔说道。“我一直认为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是个局外人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现在，我亲眼看到了，就知道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我属于这里了。这场疫灾关系到我们所有人。”

没有人应声，朗贝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。“况且，你们心里都明明白白！要不然，你们在这所医院里干什么？你们呢，都做出选择，舍弃幸福了吗？”

继而，他凝望前方，又说道：“在这人世上，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。然而，我也离开了，却弄不清到底为什么。”他身子一放松，又倒在靠垫上。“这是个事实，仅此而已，”他倦怠地说道，“这种事，我们就记录下来，承担其后果吧。”“什么后果？”朗贝尔问道。“唉！”里厄回答，“人不能同时治病又知道结果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尽快治病救人。这是当务之急。”

自不待言，让这些无辜的孩子所遭受的痛苦，在他们眼里始终是活生生的现实，也就是说令人愤慨的事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他们所感到的愤慨有点抽象，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，直面观察一个无辜孩子垂危的过程。

“不错，”里厄说道，“请您原谅。真的，疲劳也是一种疯狂的形态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些时候，除了反抗，我没有别的感觉了。”

“我理解，”帕纳卢低声说道，“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度，是会让人愤然而起。不过，也许我们就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。”

本城印刷所老板也很快就看出，公众对预言的这种执迷有利可图，于是排印成册，大量发行。他们又发现公众的好奇心难以餍足，便组织人力到市里各家图书馆查阅野史，尽量搜集所有见证资料，汇编起来在全市发行。

这些预言有些甚至在各家报纸上连载，而大家浓厚的阅读兴趣，丝毫不逊于灾难前看连载的言情小说。有些预言还依据稀奇古怪的计算，即在计算中纳入闹鼠疫年份的千位数、死亡的人数，以及瘟疫持续的月份数。另一些预言则比较历次鼠疫大流行，找出其中类似的方面（即预言中所谓的常数），再运用同样古怪的计算，便声称得出认识当前灾难的数据。不过，最受公众赞赏的预言，无疑是效仿《启示录》的语体写成的，宣告即将发生一系列事件，每一个都可能成为考验这座城市的大事件，其复杂性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阐释。

世间当然有善恶，一般来说，也很容易解释善恶的区别。然而，深入恶的内部，就开始碰到难题了。譬如说，世间存在看似有必要的恶，也有看似没必要的恶。有堕入地狱的唐璜，也有一个孩子的夭折。

任何罪孽都死有余辜，任何冷漠的态度都是犯罪。那就是全相信，或者全否定。

我呢，就始终想要摆脱这种处境。“我年轻那时候，怀着天真无邪的思想生活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思想。我不是好瞎折腾那种类型的人，正正经经开始我的生涯，做什么事都很顺，凭着自己的聪明，在女人圈里如鱼得水，如果说我还有几分不安的话，那就是女人来得快，也去得快。有一天，我开始考虑了。现在……

应该告诉您，我的家境不像您这样穷苦。家父是代理检察长，相当有地位。但是，他没有那种架子，天生是个随和的人。家母出身寒微，从不抛头露面，我始终很爱她，但是不愿意谈她的情况。父亲，对我关怀备至，我甚至相信他还试图理解我。他有外遇，现在我可以肯定，因此，我一点也不感到愤恨。他在这方面的行为，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，没有招人反感。总之，他不算是个特立独行的人，现已不在人世，我明白了他这个人的一生，即使不能说是个圣人，也不能说是个坏人。他介于两者之间，仅此而已，对于这种类型的人，大家都有一种适度的好感，正是这种好感能让人继续下去。

虽然说是共情能力或者同理心不合适，但是更关注危机中的个人是每个人的天性。

我父亲穿上红色法袍，完全变了个人，和善、亲热，统统不见了踪影，他满嘴冗长的语句，像蛇一般不断爬出来。我听明白了，他从社会的名义，要求处死这个人，甚至要求砍下这个人的脑袋。不错，他仅仅说：‘这颗脑袋就该落地。’不过，归根结底，这没有多大差异。果然是一码事，既然他得到了这颗脑袋。只不过，活并不是由他干的。随后我就注意听案件的审理，一直到结案，唯独同这个不幸的人，我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亲近感，而我父亲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然而，按照惯例，他应该亲临行刑现场。行刑时刻，美其名曰最后时刻，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。

“从那天起，我一看到那本《火车旅行手册》，就厌恶到了极点。从那天起，我怀着憎恶的心情，关注司法、死刑和处决，还惊骇地发现，我父亲一定多次到现场观看杀人，而且恰恰到了那些日子，他起得非常早。是的，那几次他都上好闹钟。我不敢跟母亲说起，于是更加细心观察她，这才明白他们之间毫无感情了，母亲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，正如我当时讲的，这种情况有助于我原谅了她。后来我更得知，她没有任何事需要求得原谅，因为她直到结婚，一生贫困，在贫困中学会了隐忍。

“当然了，我知道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宣布死刑。但是他们对我说，这几个人必须处死，以便到达一个不再杀任何人的世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也的确如此，可是，也许我终究不能坚持这种真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还犹豫不决。不过，我想到那个猫头鹰，那情况还可能继续下去。直到那一天，我看到处决一个人（那是在匈牙利），同样的情景，曾让少年的我头晕目眩，又让成年的我眼前一片黑暗。

“从那之后，我就没有变。很久以来，我就深感愧疚，羞愧得要死——居然我也成为一个杀人凶手，即或是间接的，即或是抱着良好愿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仅仅发现，今天，比较而言，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，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有可能致人死亡。是的，我依然感到羞愧，我领悟了这一点，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，我丧失了宁静，至今我还在寻找这种宁静，尽量理解他们所有人，不要成为任何人的死敌。现在我仅仅知道，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以便不要再成为一名鼠疫患者，唯独这样，我们才能期望安宁，得不到安宁就安详地死去。唯独这样，才能给人宽慰，即使拯救不了人，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，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，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，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。

其余的东西，诸如健康、正直和纯洁，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，而人的意志永远也不应该停歇。

“从现在起到那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了，而且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判处自己终身流放了。历史将要由其他人来创造。我也知道，恐怕我审判不了那些人。我缺乏一种特质，不能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杀人者。这不是一种傲慢。但是现在，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，我学会了谦虚。我只想说，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，一定得尽可能拒绝，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。这在您看来，也许有点单纯，单纯不单纯不好说，但我知道，这是实情。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，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，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，结果同意去杀人了，从而也使我明白了，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。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，以便走在正道上。因此，我说世间有灾难和受害者，除此不再多说什么。如果说，我讲这话，本身就变成灾祸，那么至少，并非我情愿。我试图成为一个无辜的杀人者。您瞧，这不是什么雄心大志。

“当然还得有第三境界，即真正医生的境界。但是这种现象不多见，估计是很难进入。因此，我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以求减少损失。我在受害者中间，至少可以寻求如何抵达第三境界，也就是达到安宁。”

塔鲁讲完的时候，悠荡着双腿，用脚轻轻地敲击着平台。大夫沉默了片刻，稍微挺起身子，便问塔鲁是否有了想法，走什么路才能达到安宁。“有啊，就是同情。”

“您应当理解，到那里我有事可干。还有，说起来也挺荒唐的，到了那里，我会感到同我的小儿子隔得不那么远了。”里厄注视着法官。在这双冷峻无情的眼睛里，不可能突然流露出温情来。但是，这双眼睛却变得更加雾蒙蒙的，丧失了原来的金属似的光泽。

里厄知道，这位哭泣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，他跟格朗是同样的思绪，想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犹如死亡的世界，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人们总要厌倦了监狱、工作和勇气，要求一个人的面容和温情美妙的心。

第五部

最后还谈到一个事实，塔鲁认为，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，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，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，哪怕是鼠疫的亮度。

然而现在笼罩着他朋友的沉寂，显得密不透风，同街道和解脱了鼠疫的城市的静寂那么相得益彰，里厄由此清楚地感到，这是最后一次失败，而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，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。大夫不知道塔鲁最终是否找回安宁，但至少此时此刻，他自信已经了解，他本人永远也不可能安宁了，正如失去儿子的母亲、埋葬朋友的男人那样，永远也不会有休战的时刻了。

同样，他在塔鲁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，而今天晚上，塔鲁去世了，他们的友谊却没有时间真正经历一番。塔鲁出局了，正如他自己讲的。但是他，里厄，又赢得了什么呢？他所赢得的，仅仅是认识了鼠疫并可回忆，了解了友谊并可回忆，体验了温情，而且有朝一日也成追忆。在同鼠疫博弈，同生活博弈中，人所能赢的，无非是见识和记忆。塔鲁所说的“赢局”，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！

是的，他会去山上休息。有何不可呢？这也成其为悼念的一种借口。赢局，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么被剥夺了希望，仅仅带着自己的见识和记忆去生活，日子该有多么艰难啊。塔鲁恐怕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，他已经意识到，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该是多么枯燥乏味。没有希望，就谈不上安宁，而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处死任何人，可又知道谁都可能情不自禁地判处别人死刑，甚至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刽子手。因此，塔鲁五内俱裂，生活在矛盾之中，从来就没有萌生过希望。莫非为此缘故，他才要当圣人，通过为别人服务而获取安宁吧？老实说，里厄无从知晓，这也并不重要。塔鲁在他的记忆中，只留下双手紧握方向盘为他开车的形象，或者这副厚重的身躯，现在躺着不动的形象。一种生活的热情和一副死亡的模样，这就是认识。

朗贝尔恨不得变回初闹瘟疫时那样，想要一气冲到城外，跑去迎接他心爱的人。但是他知道，这再也不可能了。他变了，鼠疫把他变得驰心旁骛，他虽然极力否认，然而这种状态依旧，仿佛心存一种隐忧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，自己一时还不适应。幸福飞速到达，事态的进展超乎期待。朗贝尔明白，一切会一股脑还给他，而快乐成为滚烫的美食，不能细细品味。

这些人，无论是母亲、丈夫、妻子还是情人，随着丧失了亲人，也丧失了一切快乐：亲人现已混杂在群葬的尸坑里，或者掺杂在一堆骨灰中，这就是永远的鼠疫。可是，谁还会想到这些孤苦伶仃的人呢？

他们根本不顾明显的事实，从容不迫地否认我们曾亲历过这样疯狂的世界，杀个人如同打死苍蝇一样习以为常，他们也否认这种确凿无疑的野蛮行径、这种处心积虑的疯狂举动，否认这种带来对一切非现时事物肆意践踏的监禁、这种令所有尚未被杀死的人惊愕的死亡气味，他们最后还否认我们曾经是这群吓昏了头的民众，每天都有一部分人的尸体成堆投进焚尸炉化为浓烟，而其余的人则戴着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枷锁，等待这种厄运轮到自己头上。

现在他们知道了，这世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，人总是渴望，有时也能获得的话，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

但凡有人追求超越人的，连他们本人都想象不出来的什么东西，那就根本没有答案。塔鲁似乎重返他曾谈论的难得的安宁，然而，他仅仅在死亡中才找见了，到了这种时刻，安宁对他也毫无用处了。

里厄拐进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街道时心里便想道，这些人只求平凡做人，满足于自己那种可怜而又可厌的爱，他们至少时而得到欢乐的酬赏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五

他是要为某种罪恶出庭做证，作为一个厚道的证人，就有所保留，掌握一定分寸。但同时又遵循一颗正直心灵的法则，毅然决然站到受害者一边，并且情愿跟世人——他的同胞们，一起确认他们唯一共同肯定的事，即爱、痛苦和流放。因此，他的同胞的种种惶恐不安，他无不感同身受，他们的每种境遇，也无不是他本人的经历。

想到一个有罪的人，也许比想到一个死人还要难受。

老人说道，“苦乐全有，才算得上一个世界。

“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。这就是生活。真的，他那个人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

说到底，鼠疫究竟是什么呢？鼠疫就是生活，不过如此。

科塔尔、塔鲁，以及里厄曾爱过并失去的那些男子和那个女人，他们无论死去还是有罪，此刻全被人忘却了。这位患病老人说得对，人始终是老样子。不过，这正是他们的力量和无辜所在，里厄超越一切痛苦，还是从这两方面同他们会合了。欢呼声持续不断，一阵高似一阵，久久回荡在平台的脚下；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天空绽放，也越来越密集了，于是，里厄大夫决定撰写到此结束的这部纪事，以免跻身沉默者的行列，旨在挺身做证，为鼠疫的受害者说话，至少给后世留下他们受到不公正和粗暴待遇的这段记忆，也旨在扼要谈一谈在这场灾难中学到什么，即人身上值得赞美的长处多于可鄙视的弱点。

所有当不成圣贤，又不甘心横遭灾祸的人，当然要将个人的伤痛置之度外，努力当好医生，抗击瘟神及其武器乐此不疲制造的恐怖。

里厄倾听着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声，确实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。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：翻阅医书便可知道，鼠疫杆菌不会灭绝，也永远不会消亡，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，在房间、地窖、箱子、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，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，鼠疫再次唤醒鼠群，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，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。

附录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

被人称为荒诞哲学家，加缪则不以为然：“我不是哲学家，对理性没有足够的信赖，更难相信一种理论体系。我的兴趣所在，是探讨怎样行动，更确切地说，人们既不相信上帝，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，应当如何生活。”“不，我不是存在主义者……萨特是存在主义者，而我发表的唯一理论著作《西绪福斯神话》，恰恰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……”（《文学新闻》1945年11月15日）

萨特悼词

在悼念的文章中，萨特对加缪的悼词最感人： 他在本世纪，顶住历史潮流，独自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，警世作品也许堪称法国文学的最大特色。他以那种固执的，既狭隘又纯洁的，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，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、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战斗。但是反过来，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，在我们时代的中心，针对马基雅弗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，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