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介个体
这个青年没有群体的重要性，他仅仅是一介个体。
当然，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，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。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，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。星期六，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，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，但我停住了，石子从我手中落下，我走开了，可能神情恍惚，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。
我要上床了。我已经痊愈，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。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，那就是如果……
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，我不能再怀疑了。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，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，偷偷地、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，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，有点别扭，仅此而已。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，静静地待着，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，这只是一场虚惊。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。
如果我没有弄错，如果所有这些迹象堆积起来预示着我的生活将发生新变化，那么我很害怕。这倒不是说我的生活很丰富，或是很有价值，或是很可贵。我害怕那个即将产生、即将控制我的东西——它将把我带往何处？难道我得再次出走，放弃一切，放弃我的研究和书？难道在数月、数年以后，我将精疲力竭、心灰意懒地在新的废墟上醒来？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我想看清楚自己。
我独自生活，完全是独自一人。我不和任何人说话，不接受任何东西，也不给予任何东西。自学者不值一提。
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。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、甚至粗暴的、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。接着它便解体了，只剩下灯、栅栏和天空，这就算不错了。一小时后，灯点燃了，刮起了风，天空变成黑色，再也没有什么了。 这一切并不新鲜。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。恰恰相反。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，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。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，我与人们十分接近，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。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。
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，我是孤单的。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，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。他们都想到一起了，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，老天爷！
真奇怪，我写满了十页纸，可还没有说出真相，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。我在日期下方写“没有什么新鲜事”时是问心有愧的。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，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。“没有什么新鲜事”。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，真叫人佩服。当然，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。今天早上，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，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，想拾起来，但没能拾起。就是这件事，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。是的，可是，说实话，我受到深深的触动，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。在图书馆里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，但挥之不去。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，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，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，沉重而痛苦。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。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？大概是出于骄傲，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。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，记不清先后顺序，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。不过现在都结束了。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，感到羞愧。我不要神秘，不要心境，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。我不是童贞女，也不是神父，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。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。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，仅此而已。
三点钟。三点钟。要干事已经太晚，或者太早了。下午三点钟可是个怪钟点。今天更是无法容忍。 寒冷的阳光照得灰扑扑的玻璃窗发白。天空暗淡泛白。今天早上小河结了冰。
这种天气对自省是再好不过了。太阳向万物投下冷冷的光，仿佛是毫不留情的审判。它从我的眼睛进入我体内，照亮我的内部，使我贫瘠。我敢肯定，不出一刻钟，我就会达到自我厌恶的极端。多谢了，我可不想这样。我也不打算重读我昨天写的有关罗尔邦旅居圣彼得堡的文章。我垂着手坐着，或者胡乱画着，百无聊赖，打着哈欠，等待黑夜来临。等天黑以后，我们，物体和我，将走出虚渺。
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，是玻璃镜，这是陷阱。我知道我会陷下去。我陷下去了。那灰东西出现在镜子里。我走近它，瞧着它，再也无法走开。 这是我的面影。在这种白白浪费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待在这里端详它。我不明白它，不明白这张面孔。别人的面孔都有含意，而我的面孔却没有，我甚至说不出它是美是丑。我想它是丑的，因为人家这样对我说。但我并不感到惊奇。说实话，将这种类型的品质赋予面孔，我甚至很反感，难道可以说一块土或一块岩石是美还是丑吗？ 然而，毕竟有一个东西使我看了高兴，它是在软塌塌的面颊上方，在前额上方，这便是使我头部发亮的、漂亮的红色火焰：我的头发。它可是悦目的，至少颜色鲜艳。我很高兴有一头棕红头发。它，在那里，在镜子里，引人注目，光彩照人。我算是幸运儿，如果我的头发晦暗无光、介乎褐色和黄色之间，那么我的面孔会暧昧不清，它会使我发晕。
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。这也产生了恶心，或者这就是恶心。恶心并不在我身上，我感到它在那里，在墙上，在背带上，在我四周。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。我在恶心中。
我回转身，在远方，在路灯后面，有一点光亮，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。在我前面，在我后面，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，但这里只有黑暗。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，它来自远方。做家务的声音、汽车的隆隆声、呼喊声、狗吠声，它们都留在温暖处，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，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。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，更缺少人性。
我看着他，带着几分赞叹。慢慢地、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，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！七年前的某一天（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），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，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、不计其数的书，大概像拉斯蒂涅一样说：“人文科学，咱们俩来拼一拼吧。”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，翻开第一页，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。现在他读到了字母L，J后是K，K后是L。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，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，而且从不感到困惑。他什么都读，单性生殖的理论，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，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。在他后面，在他前面，有整整一个宇宙。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，对自己说：“现在呢？”
我奋力使自己离开窗口，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走。我贴着镜子瞧自己，我对自己感到恶心，又是无止境的时间。最后我摆脱了自己的影像，倒在床上。我瞧着天花板，想睡一觉。
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。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。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：打开钱袋时，看见的只是落叶。
此外，在许多情况下，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。剩下的只是字词。我还能够讲故事，讲得太好了（要说讲趣闻，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，我谁也不怕），但它们只是框架。有一个人，他干了这个，干了那个，但这不是我，他与我毫不相干。他游历一些国家，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，和从未去过一样。在我的叙述中，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：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。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，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。我根据字词来遐想，就是这样。
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，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。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。我被抛弃，被丢弃在现在中。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，但是枉然，我逃不掉。
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、画片、照片，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。他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我灭了灯。现在我独自一人，不完全独自一人。还有那个思想，它在我面前，它在等待。它缩成一团，像只大猫待在那里。它什么也不解释，一动不动，只说不。不，我没有过奇遇。 我往烟斗里装烟丝，点燃烟斗，倒在床上，用大衣盖住腿。令我惊奇的是，我竟如此忧愁、如此烦闷。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，那又怎样呢？首先，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。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：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，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，但我给了他一拳，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……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，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，他们追赶我们，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。这件事，你管它叫什么都行，总之，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。
我不曾有过奇遇。我有过麻烦事、事件、事故，你叫什么都行。但是没有奇遇。这不是语言问题，我开始明白了。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，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。那不是爱情，不是，也不是荣誉，也不是钱财，而是……总之我想像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，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，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。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，但是时不时地，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，我便沉入往昔，心里想：从前，在伦敦，在梅克内斯，在东京，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，有过奇遇。但是现在，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。突然间，莫名其妙地，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。奇遇是在书本里。当然，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，但方式不同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。
对，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——唉，也是我仍然想要的。当黑女人唱歌时，我是多么快活。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，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？ 思想一直在那里，无以名之。它静静地等待。现在它似乎在说： “是吗？你想要的就是这个？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（你想想，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，将华而不实的旅行、女人的情爱、殴斗、玻璃首饰，称为奇遇），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——任何人也得不到。” 但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现在我是这样想的：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，必须也只需讲述它。人们会上当的。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，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，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，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。
当你生活时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环境在变化，人们进进出出，如此而已。从来不会有开始。日子一天接着一天，无缘无故地。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、单调乏味的加法。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，你说：我已经旅行三年了。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。但是也不会有结尾，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、一位朋友、一座城市。再说，一切都很相似。两星期以后，上海、莫斯科、阿尔及尔，都是一回事。有时——这种时候罕见——你检查自己的位置，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，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，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。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，你又开始做加法：小时、天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，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一九二四、一九二五、一九二六。
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，井然有序。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。
我读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，而是无事可干。我随意翻开这本书，母亲和女儿正在谈论欧也妮初生的爱情。
我走出韦兹利兹餐馆时，已将近三点钟了。我那沉甸甸的身体感到这是下午。不是我的下午，是他们的下午，是十万布维尔人将共同度过的下午。就在此刻，他们用完了丰富而漫长的星期日午餐，离开餐桌，对他们来说，什么东西已经死了。
什么也没有变，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我不知如何描写，它仿佛是恶心，但又与恶心正相反。总之我碰到了奇遇，我询问自己，我看出来我是我，我在这里。穿破黑夜的是我，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。 什么事即将发生。在阴暗的老下街上，有什么东西在等我。在这里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，我的生活将要开始。
我停下片刻，等待，我感到心跳。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，什么也没有见到。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。我弄错了，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，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。
店堂里挤满了人。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。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。我很熟悉她，她和我一样，长着棕红头发。她肠胃有病，忧郁地微笑着，下半身慢慢地腐烂，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。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，这是……等我的就是她。她在那里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，她在微笑。
“我独自一人，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。”
我不需要华丽的词藻。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某些情景。应该避免漂亮的空话，应该信手写来，不雕琢字句。
总之，昨晚我自觉崇高，这一点使我恶心。我二十岁时曾醉过，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那个类型。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，但我听之任之，甚觉有趣。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，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。我酒醉时从不呕吐，但呕吐也许更好。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。我像傻瓜一样兴奋，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、抽象的思想来洗涤。
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，这已得到证明。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。事实大概是这样：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，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，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，就这样继续下去；每个瞬间都消失，用不着挽留它，如此等等。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，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。总之，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，却很少见到。人们看见一个女人，心想她会衰老，但是看不见她衰老，而另一些时候，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，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，这便是奇遇感。
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。那么，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。但为什么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？难道时间并不永远是不可逆转的？有时候，人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，前进或后退都无所谓，但在另一些时候，网眼仿佛收紧了，因此不能错过机会，因为不可能再一次从头开始。
他仍然看着我，要和我说话了。我感到自己很僵硬。他与我彼此并无好感，但我们是同一类人，就是这样。他像我一样孤单，但比我更深地陷入孤独。他大概在等待他的恶心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。这么说，现在有人能认出我了，对我打量一番以后心里想：“这是我们的人。”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想干什么？他应该知道我们谁也管不了谁。有家的人都在家里，生活在纪念品中间，而我们在这里，两个没有记忆的落魄者。如果他突然站起来，如果他对我说话，我会跳起来的。
我没有笑，没有回答他的主动表示。于是，他一面笑，一面用瞳孔的可怕火光在我身上试探。我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，他像近视眼一样上下打量我，将我归类。归入神经病还是流氓？
他的两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……突然间，真理向我显现：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。他肯定知道这一点，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将成为的尸体。这便是他们的经验，这便是为什么我常想他们的经验散发一股死亡的气息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罗杰医生相信经验，他想掩饰无法容忍的现实：他是孤独的，一无所获，没有过去，智力日渐衰退，身体日渐蜕化。于是他努力制造、安排、铺垫一个小小的谵想作为补偿：对自己说他在进步。他的思维有空洞吗，脑子里有时出现空白吗？那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已不如青年时代敏捷。他看不懂书里的话吗？那是因为他现在远离书籍。他再不能做爱了吗？可是他曾经做过爱。而做过爱比仍在做爱要强得多，因为有了时间距离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、比较和思考。这张可怕的死尸面孔无法忍受镜中的影像，于是便极力相信自己被刻上了经验的智慧。
在这片未加利用的天空下，我茫然走着，平静而空虚。
**星期三-**不应该害怕。
写了四页纸。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。不要对历史价值思考过多，那样会感到厌烦的。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。
工作？我很清楚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又虚度了一天。我穿过公园时，看见有个人坐在我常坐的长椅上，他披着蓝色长斗篷，纹丝不动。他可真不怕冷。
然而今天，它们不再确定任何东西了，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，它们艰难地从这一刻挨到那一刻。我两手紧紧握住我看的书，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迟钝了。一切看上去都不是真的。我好像置身于纸板布景中，布景随时可能被拆掉。世界在等待，它屏住呼吸，缩得小小的——它在等待它自己的危机，它的恶心，就像阿希尔先生那天一样。
我站起来，我再也不能在这些衰弱的物体中间待下去了。我走到窗前，看了一眼安佩特拉兹的头。我低声说：一切都可能出现，一切都可能发生。当然不会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恐怖，安佩特拉兹不会在底座上跳起舞来，而是另外的东西。
我不对他吹毛求疵，但他却不放过我。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。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。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，这只是心理学，和小说中一样。但是，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，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。这是真的，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。我的出现纯属偶然，我像石头、植物、细菌一样存在。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。有时它给我一些模糊的信号，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。
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，仿佛是祝福。他会想到什么呢？想到他光荣的过去，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，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。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，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，它也是权利，老年人的权利。
因此我知道，当你正视一张闪烁着权力的面孔时，不用多久，闪光就会熄灭，只剩下灰烬残渣，正是这残渣使我感兴趣。
我穿过了长长的博尔迪兰—雷诺达展厅。我回过头，再见了，美丽的百合花，你们在绘画的小圣殿里精美无比，再见了，美丽的百合花，我们的骄傲和存在的理由，再见了，坏蛋们。（根据萨特在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中的说法，“坏蛋”是指那些试图证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，其实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属于偶然。）
“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，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？”
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，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，而现在，它印在纸上，它独立于我。我再认不出它了，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。它在那里，在我对面，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。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，而我，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。字母现在不再发亮，它们已经干了。这一点也消失了，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。
我不安地瞧瞧四周。现在，只有现在。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、结实的家具：一张桌子、一张床、一个玻璃衣橱，还有我自己。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：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，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。往昔不存在，根本不存在，既不存在于物体，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。当然，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，但是，直到那时，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，它仅仅是退休，是另一种生存方式，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。每一个事件，在完成任务以后，便乖乖地、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，成为名誉事件，因为虚无是难以想像的。而现在我知道，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，在它后面……什么也没有。
敲四点钟了。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待了一个小时。天暗了下来，除此以外，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，白纸仍然在桌子上，旁边是笔和墨水瓶……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，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。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，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动一动指头，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待着，就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我不愿意它发生。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。我不动弹，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。
开始对存在与虚无的论断
他要求我做写字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延续和巩固他的存在。我只是使他存在的手段，他是我存在的目的。他使我摆脱了自己。这些都过去了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
处于等待中的那个东西警觉起来，猛扑向我，钻进我的身体，将我塞满。这没什么，那东西，就是我。存在被解放了，被解脱了，在我身上回涌。我存在。 我存在。这很柔和，多么柔和，多么缓慢，而且很轻巧，它仿佛半浮在空中。它在动。到处都有轻轻的擦动，擦动在融化、消散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我嘴里有充满泡沫的水，我咽下去，它滑进我的喉咙，抚摸我——它在我嘴里再次产生。我嘴里永远有一小汪发白的——隐蔽的——水，它摩擦我的舌头。而这一小汪水，还是我。还有舌头，还有喉结。这是我。
我的思想就是我，因此我才停不下来。我存在因为我思想，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。就在此刻——多么可怕——如果说我存在，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。是我，是我将自己从我向往的虚无中拉出来。仇恨和对存在的厌恶都使我存在，使我陷入存在。思想在我脑后产生，像眩晕，我感觉思想在我脑后诞生……如果我让步，它就来到前面，来到我两眼之间，而我一直在让步，它在长大，长大，变得其大无比，将我填得满满的，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。
星期二，无事。存在过。
“您可真开心，先生。”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。 “这是因为我在想，”我笑着说，“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，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，不为其他任何东西，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。”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，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。我的笑声太大，几个人转头看我。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，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。 “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……您大概是说，先生，生命没有目的吧？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？”
“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。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，它就有了意义。首先得行动，投入一个事业。等你后来思考时，大局已定，你已经介入了。不知您怎么想，先生。” “没有想法。”我说。 不如说我在想：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、这两位青年、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。
“战争来了，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，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，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，再者，士兵们都很粗俗。一九一七年年底，我当了俘虏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。”自学者接着说，眼皮垂了下来，垂在燃烧的瞳仁上，“先生，我不相信上帝，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。然而，在集中营里，我学会了相信人。” “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。”
“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。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，独自溜进去，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，坠入如痴如狂的状态。时间在流逝，而我毫不觉察，有时我还抽泣。”
“啊，”我说，“既然您快乐……” “快乐？”他的眼光令我局促，他又抬起眉毛，严厉地看着我，“您可以判断，先生。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，我感到可怕的孤独，想到自杀。之所以没有自杀，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，绝对没有任何人，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，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。” 他挺直身体，两颊鼓了起来： “我不再孤独了，先生，永远不再孤独。”
“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。当然，先生，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。”
他调皮地说，“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。早上我去上班时，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。我看见他们，要是有勇气的话，我向他们微笑，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，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，我努力的目的，而他们不知道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快乐，先生。”
这些都是大明星，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。哲学家——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，并富有责任感；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，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；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，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；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，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；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，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；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、诙谐，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，特别爱去守灵。他们都相互憎恨，当然是作为个体，而不是作为人。然而自学者不知道，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，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，而他一无所知。
出于习惯，他采用了疑问语式，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。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，我认不出他来。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，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。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： “总得为点什么吧：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，为某些朋友写作。好吧，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……总之，先生，不管您怎么想，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。”
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。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，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，但这是一个陷阱。如果我同意，自学者就占了上风，会马上包抄我，抓住我，超越我，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。如果我正面反对他，就会上他的当，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。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人，一种无赖，他们每次都输给他。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，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。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、善恶二元论、神秘主义、悲观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自大癖，它们只是一些阶段，一些不完整的思想，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。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，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。愤世嫉俗者是人，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，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，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，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。 我不愿意被收编，也不愿意用我美丽的鲜血去养肥那个淋巴怪物。我不会犯傻地说我是“反人道主义者”。我不是人道主义者，仅此而已。
对您来说他们只是象征。使您动情的根本不是他们，而是人的青春，男人和女人的爱情，人的声音。
我带着几分歉意瞧着自学者。整个星期他都在快活地想象这次午餐，他将和另一个人谈论他的人类之爱了。他很少有机会与人交谈，而我却使他十分扫兴。其实他和我一样孤独，没有人关心他。只是他意不到自己的孤独罢了。就是这样。但是，不该由我来让他睁开眼睛。我感到很不自在，火气大，不错，但计对的不是他，而是维尔冈之流及其他人，计对所有那些毒害了这个可怜的头脑的人。如果他们在这里，在我面前，我会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然而,对自学者，我什么也不说，对于他我只感到同情。他像阿希尔先生一样，是我这边的人，只是出于无知、出于善良而叛变了！
我不说话，勉强笑笑。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，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。我环顾店堂，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。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？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？他们为什么吃饭？当然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。我想走，想去什么地方，找到我的位置，嵌进去……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，我是多余的人。
我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我低下头。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。他在自命不凡地笑，紧挨着我的脸，像在噩梦中一样。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，迟迟不咽下去。人。应该爱人。人是值得赞美的。我想呕吐，突然，它来了，恶心。
那么说，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，就是恶心了。我绞过多少脑汁，写过多少东西！现在我知道：我存在——世界存在——我知道世界存在。这是一切，但对我无关紧要。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，它使我害怕。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。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，我瞧瞧石子，于是一切便开始了：我感到石子存在。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。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。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，在它以前，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，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，然后还有别的。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。
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，相反，我不堪重负，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。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。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，我都明白了。恶心从未离开我，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，但是我不再忍受它，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，它是我。
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，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，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；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，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。多余的，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、铁栅、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。我试图数数栗树，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，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，但是我没有成功，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，它孤立出来，超越禁锢。至于这些关系（我坚持维护它们，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，延缓衡量、数量、方向的崩溃），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。它们不再咬啮物体。多余的，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棵栗树。多余的，韦莱达石像……
还有我——懦弱无力、猥亵、处于消化状态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——我也是多余的。幸亏我没有感觉到，但我明白这一点，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（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，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，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）。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，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。然而，就连我的死亡也会是多余的；我的尸体，我的血，在这些石子上，在这些植物中间，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，也会是多余的；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；我的骨头，经过洗濯、去污，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，但也会是多余的。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。
第一次提到“荒谬”这个词
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。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，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，没有必要，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，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。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，也不是一种声音，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，木蛇。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，这都没有关系。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，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、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。确实，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。荒谬，又是一个词，此刻我与字词搏斗，而那时我触及物体。但是，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。在涂上色彩的、人的小世界里，一个动作，一个事件，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，就当时的环境而言。例如疯子的胡话，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，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。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，绝对或者荒谬。
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。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，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，人的概念。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、嗅觉和味觉。然而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，过多最后成为虚无。
这是奇异的时刻。我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浑身冰凉，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。然而，就在这种迷醉中，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，我理解了恶心，我掌握了它，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，但是，现在，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。关键是偶然性。我的意思是，从定义上说，存在并非必然性。存在就是在那里，很简单，存在物出现，被遇见，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。
存在是没有记忆的，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，哪怕是回忆。存在无所不在，无限的，多余的，时时处处——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。我待在长椅上，惊愕不已，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，因为四处都是开放、繁盛，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、绽开，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，这令我厌恶。我想道：“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，既然它们都很相似？”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？这么多的存在，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，然后又失败——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（我就是这样挣扎）。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，相反，它是郁闷的，软弱的，对它自己一筹莫展。
它们不愿意存在，但无能为力，就是这样。于是它们慢慢吞吞、无精打采地为自己打点饭菜；树液缓缓地、无可奈何地在导管里上升，树根缓缓地深入土中，但它们无时无刻不想抛下这一切，无时无刻不想消失。它们疲惫、衰老，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，因为它们太软弱，不会死，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。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——作为内在的必然性，但是乐曲并不存在。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，因软弱而延续，因偶然而死亡。我向后靠着，闭上眼睛。
我不惊奇，我知道这是世界，突然显现的、赤裸裸的世界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，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。你甚至无法想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，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，而不是虚无。这毫无道理。
虚无只是我脑中的一个概念，一个存在的、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。这个虚无并非是在存在之前来的，它也是一种存在，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。我喊道：“脏货！脏货！”
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！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，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，我想对她说我爱她，想将她抱在怀里。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，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，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：安妮在我面前。对她来说，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？她的手并不颤抖。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——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，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。
安妮旧事重提，我感到沮丧。她甚至不像在回忆，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、怀旧。她好像在谈论今天，最多昨天。在她身上，旧日的观点、固执、怨恨丝毫未变。而我却相反，对我来说，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。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。
尽管我记性不好，这一点我是记得的：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。我十分局促，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，又想赶紧说完了事。总之，听到这句话，我不再怀疑了，她有求于我。目前只是刚刚开场，先排除可能的障碍，彻底解决次要问题：“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。”再过一会儿，她将谈她自己。
突然间，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。何必呢？恶心，恐惧，存在……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。
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，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；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，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；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，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，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。
“我有一种确信……生理上的。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。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。我时时感到它，连睡觉也不例外。我忘不了。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，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，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。即使在此刻，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，我仍然眼花缭乱，局促不安，还很不适应。”
“我一点也不忧愁，我常常为此吃惊，但是我错了，为什么要忧愁呢？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，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，而且，”她挑战式地说，“我也热烈爱过你。” 她等待回答。我一言不发。 “当然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” 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 “我知道。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。你知道，去爱人可不是小事，需要毅力、慷慨、盲目性……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。要是深思熟虑，就不会这样做了。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。”
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没有奇遇，没有完美时刻……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，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。剩下的，我猜到了，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，把剩下的事说出来……
将她抱在怀里……有什么用处呢？我对她无能为力，她和我一样孤独。
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。黄昏降临，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，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。我端起茶杯，杯里还剩下一点茶，我将它凑到唇边。茶是凉的。我想抽烟，但又不敢。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，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：她去过哪里？干了些什么？遇见了什么人？然而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，这些问题才有意义。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。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，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，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，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。安妮坐在我对面，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，而我们没有话说。
我在月台上走了约摸二十分钟，便看见他们来了。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皮毛大衣，一副贵妇的派头。她还戴着短面纱。那男人穿着驼毛绒大衣，皮肤黝黑，人很年轻，高大英俊。他显然是外国人，但不是英国人，也许是埃及人。他们上了车，没有看见我。他们相互没有交谈。后来那男人又下车买报纸。安妮放低她车厢的窗子，看见了我。她久久地注视我，平心静气地，眼神呆滞。后来那男人又上了车，火车就开了。此刻我清楚地看见我们从前吃饭的那家庇卡迪伊餐馆，然后一切都完了。我走路。我感到疲乏，便进了这家咖啡馆，睡着了。侍者刚刚叫醒了我，我是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下写下了这些话。
我是自由的，我不再有任何生活的理由，我尝试的一切理由都成了泡影，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。我还相当年轻，还有精力重新开始。但是重新开始什么呢？在我最恐惧，最感恶心的时候，我寄希望于安妮，盼望她来救我，这一点我现在才知道。我的过去死了，德·罗尔邦先生死了，安妮回来又使我的全部希望破灭。我独自待在这条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。独立和自由。但是这种自由有点像死亡。
这都是些傻瓜。一想到要再见到他们那肥肥的、心安理得的面孔，我就感到恶心。他们制定法律，他们写民众主义小说，他们结婚，并且愚蠢之至地生儿育女。然而，含混的大自然溜进了城里，无孔不入地渗入他们的房屋、办公室，钻到他们身上。大自然安安静静，一动不动，他们完完全全在大自然中，他们呼吸它，却看不见它，以为它在外面，在离城二十法里的地方。我却看见了它，这个自然，我看见了它……我知道它的顺从是出于懒惰，我知道它没有规律——而他们以为它有恒定性……它只有习惯，而明天它就可能改变习惯。
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任何大变化都不会发生，但是有一天早上，人们推开百叶窗时，会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，它沉重地栖息在物体上，似乎在等待。仅此而已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如果稍稍持续，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自杀。对。稍稍改变，看一看，这是我求之不得的。还有些人会突然陷入孤独中。一些完全孤独，绝对孤独，可怕地畸形的人，他们将眼睛发直，在街上奔跑，沉重地从我面前过去；他们在逃避自己的疾病，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疾病，他们张着嘴，舌头——昆虫在嘴里拍打翅膀，于是我将大笑起来，不顾我全身上下布满了肮脏暧昧的痂盖——它们开放成肉花，紫罗兰，毛茛。我将靠在墙上向他们喊道：“你们的科学又怎样呢？你们的人道主义又怎样呢？你们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尊严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将不再害怕——至少不比现在更害怕。难道这不仍将是存在，存在的不同变异吗？面孔将渐渐被许多眼睛吞没，这些眼睛将是多余的，可能吧，但并不比第一双眼睛更为多余。使我害怕的是存在。
我走了几步，停下来。我品尝自己被完全遗忘的状态。我处在两座城市之间，一座城市根本不认识我，另一座城市不再认识我。谁还记得我？也许是一位粗壮的年轻女人，在伦敦？……然而，她想念的真是我吗？何况还有那个人，那个埃及人。他也许刚走进她的卧室，将她抱在怀里。我不嫉妒，我知道她是幸存者。即使她全心爱他，那也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，而我有过她生前最后的爱情。不过他还可以给她乐趣。如果说她此刻正全身酥软，陷于昏乱之中，那么她身上不再有任何东西与我相连。她在享受，对她来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，就仿佛我们从未相遇。她一下子便将我排除了，世上所有的意识也都排除了我。真奇怪。然而我知道我存在，我在这里。
实情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笔，我大概即将有恶心，而写作似乎可以推迟它，所以我将脑子里的闪念写下来。
钢针将在纹络里跳跃，发出声音，等到钢针顺着螺旋形的纹络达到唱片中心时，一切将结束，那个唱Some of these days的沙哑声音将永远沉默。 这声音开始了。 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。我的毕儒瓦婶婶就是这样：“在你可怜的叔叔去世后，萧邦的前奏曲可帮了我大忙。”音乐厅里挤满了被侮辱、被冒犯的人，他们闭上眼睛，努力将苍白的面孔变为接收天线。他们想像，被捕捉到的声音将在他们身上流动，轻柔而滋润，他们的痛苦将变为音乐，就像少年维特的痛苦一样。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。这些笨蛋。
Some of these days
you’ll miss me honey.
唱片上的这个地方大概被擦伤了，因为声音很古怪。还有点什么东西令人难受，唱针在唱片上轻轻擦动，却根本触及不到旋律。旋律在后面，很远很远。这一点我也明白。唱片被擦伤，被磨损。女歌唱家也许死了，我呢，我即将乘火车离去。存在物既无过去也无未来，从一个现在落入另一个现在；声音在日益分解，嘶哑，滑向死亡；而在这个存在物和这个声音后面，旋律仍然不变，年轻而坚实，像无情的见证人。
黑女人在唱。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她存在的价值？稍稍一点？我感到自己出奇地胆怯，不是因为我抱很大的希望。我像一个在雪地行走、完全冻僵的旅行者，突然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。我想他会在门边一动不动地待着，一直发冷，全身轻轻地打着冷战。
Some of these days
You’ll miss me honey
难道我不能试一试……当然不是乐曲，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？……肯定是写书，因为我不会干别的。但不是历史书——历史讲的是已存在过的事，而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。我的错误在于想使德·罗尔邦先生死而复生——而是另一种书。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，但是，在印刷的文字后面，在书页后面，应该有某个东西，它不存在，它超越存在。比方说一个故事，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，一件奇遇。它必须美丽，像钢一样坚硬，使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羞愧。
但是我从来……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；写过历史文章，不错，还有别的。可是一本书，一本小说，从来没有。有人会读我的小说，会说：“这是安托万·罗冈丹写的，就是那个泡咖啡馆的红头发家伙。”于是他们会想到我的生活，就像我想到黑女人的生活一样，仿佛这是一个珍贵的、半传奇性的东西。一本书。首先当然会是令人厌烦的、劳累的工作，它不会阻止我存在，也不会阻止我感觉我存在。但是，到了一定的时间，书将会写成，它将在我后面，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。那时，通过它，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想到此时此刻，想到我弓着背等着上火车的这个郁闷时刻，我会感到心跳加速，我会对自己说：“正是那一天，正是在那一刻，一切都开始了。”于是我终于会接受自己——过去时，仅仅是过去时。